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4人突然被逮捕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当时他们占据了中国权力场排名最前6人中的4个,张春桥是第4号权力人物。之前毛泽东的死亡与“四人帮”的被逮捕,是导致文革结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4年后的1980年底,特别法庭发起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2005年88岁因病死亡。

如今中国的多数年轻人不会清楚地知道“四人帮”的4个名字,但是在2016年的关于文革发动50年的各类活动中,可以看到,“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的幽灵在飘荡。这先要从更早的时候讲起。

一、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年,柬埔寨制作的电影《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示了柬埔寨人民怎样从城市的家中被驱逐,怎样到集体农场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怎样挨饿,怎样被惩罚,怎样死亡。红色高棉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这部电影相当独特,人物是用黏土塑成的,电影插进了红色高棉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穿插其中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于说明电影故事的由来和成因。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权力带给人外貌的改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迎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与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及张春桥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既不了解柬埔寨正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是那时候的“常态”。根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的作者。)

关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么?笔者翻译的《“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一书中的“概论”写道: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200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3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3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3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红色高棉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尽管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上千年了。当食品缺乏时,在公共大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红色高棉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没有完整的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往往是只有很低的读写能力的贫农。到了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乐趣。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的腐败阶级成员。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杀戮的目标,有数千名学校教师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柬埔寨的华侨,虽然没有作为“中国人”被单挑出来进行群体杀害,但是不少中国人因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红色高棉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被指控背叛革命。这个监狱由一所寄宿中学改建而成,1万4千人死于这座监狱。这些杀戮和迫害是在红色高棉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发生的。对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杀害,使得社会改造和转型能够得以进行,直到越南军队侵入,红色高棉退回丛林。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3年8个月20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3年8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表面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的武器、食品及各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用以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1分钟长度。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是外国人,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没有漏掉张春桥。这1分钟张春桥的镜头,点睛出了柬埔寨惨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写作者,在我看来,纪录片中张春桥的1分钟内容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显示红色高棉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张春桥对红色高棉的热情指导,也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进行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事情在那时候中国还“做不到”。

二、张春桥可以跟什么人“媲美”吗?

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的待遇不同。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迹(他是书法家吗),文字内容却是一样的。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少见的豪华)。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用了三个人的评论,其中的一位是瑞典的中国研究教授沈麦克(Michael Schoenhals),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 媲美”。

张春桥的书出版一年多了。沈麦克教授在新书介绍中做这样的评论,当时和以后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现代汉语词典》上(商务印书馆, 2002年增补本,968页)对“媲美”一词的解释是:“美(好)的程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甲和乙,或者A和B,可以“媲美”,前提是认为二者都很“美(好)”。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会讨论,问题在于:张春桥的书,“美(好)”吗?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虽然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更多机会实行他的理论,葛兰西的理论主要还是纸上谈兵。张春桥在这方面大不相同,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并列发出指导全中国的重要指令)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重要文件的起草人之一。这两个文件规定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并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文革的重要“笔杆子”陈伯达和王关戚都已经被送进监狱了(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能力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保险的环境,文革当中不但受害者被害,作恶者自己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红色高棉的革命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

和葛兰西不一样,张春桥理论在8亿人口的中国实行过了,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倡导了什么,引起了什么后果,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对于张春桥的理论指导下的血腥和残暴,贫困和匮乏,亲历文革的中国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说张春桥可以与谁“媲美”的人,是在赞扬他的什么美(好)呢?

鉴于张春桥主要是因为对文革理论的贡献而得到了大幅度的职位提升成为第四号权力人物,鉴于他不只是写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和文章还具体领导了文革的重大事件,鉴于张春桥在他的“狱中家书”中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悔过的表示,赞扬张春桥的这本书“美(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

这本《张春桥狱中家书》,除了张春桥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在成年时期经历了文革)和一个叫做“凯蒂”的采访者的长篇对谈。凯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居伦敦,凯蒂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虽然不知凯蒂的全名是什么,但她显然是相当了解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隔膜。

在该书302页,凯蒂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张维维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更进一步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但能发展经济,而且不会有贫富差别。

大家知道,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发展得到公认。同时,出现的贫富差别也受到批评。张维维的说法让人吃惊:解决中国现在问题的办法,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道路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道路做。文革,美好还是不美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

评论此书的沈麦克与参与写作此书的张维维,虽然身份角色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为他们的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法。难道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或者,他们把中文读者当作了糊涂健忘的傻瓜?连柬埔寨人都记着张春桥的恶行,而人口几近100倍于柬埔寨人的中国人全都忘记了?

好几年了,常在网上见到人们呼吁“文革真相”。文革50年后的2016年也有很多人再提文革话题。但50年后如果还停留在了解真相的层面,多少会被认为太初级了。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另有一种更快捷更彻底的否认方式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赞美文革。当柬埔寨电影艺术家认真寻找和再现“遗失的影片”的时候,中国文革的“遗失的影片”面临的却是继续被否认,继续被“遗失”。

3,文革的历史还将继续被遗失?

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页的题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性叙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迫害问题也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 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策,都无需费事使用,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大破坏吗?不过,我还是主张把二者分开。因为前者直接导致人的死亡,而后者的推行实际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后果惨痛的社会改造。

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较温和比较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贴近事实看,在张春桥领导“打倒”了上海原领导人“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度在全国领先。

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 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这当然不是“懒”的问题,而是破坏文明社会的司法制度的程度问题)。文革大量使用“斗争会”的形式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看过后集体讨论加上立即仿照行动。观看人次上亿。(可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监狱,在那里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我写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关者不但失去自由,还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牛棚”本来是拴牛的地方,文革中成为每个单位都设立的关人的地方的名称。据我收集到的资料,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词的,是上海。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词,体现了“牛棚”这一迫害形式的正式化和社会化,并对全国有示范作用。上海当局还把原来的少年管教所改成了关押成年人的大“牛棚”。数百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在芝加哥大学193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1895-1975),他是物理学教授,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和中国基督教会领导人。他被关押四年半,被释放时已经病重不起。

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的母亲那里索要枪毙用的五分钱子弹费。这种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实行。这不但是“恶“,而且是“邪恶”。

文革后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而上海当时的职工人数是二百万。也就是说,上海的文革受难人数比例,在职工中高达百分之零点五。上海还“揪斗”了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占百分之八以上。

即使文革的“群众专政”做法造成的广泛的残忍使得普通人对残忍“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但是要让人对这一套迫害人的犯罪做法视为“美好”,是不是可能呢?这是一个令人警觉的问题。

文革对人的迫害和杀伤,有文革辩护士说是“失控”或者“必要的代价”。且不说是否可以用人的权利和生命来做“代价”,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长久的“审查”,经过重重“检讨”才一个一个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由施害者暂停迫害来把受害者“解放”的说法。)军队“军管”了所有的单位。一个并不可笑的例子是,我的好心和认真的编辑把我文章中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改成“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为是我打字的时候漏了“检”字。实际上,文革前的“公检法”,这时候不但被“军管”了,而且“检察院”已经被彻底取消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大量死刑判决都是由这个“公法”军管会发出的。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其实就是减少工资,因为在五十年代,人们的工资是随着工龄在增长的。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也有过公共大食堂。人们不被准许在家中存粮做饭,尽管中国和柬埔寨一样,过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做饭和和吃饭的。“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但是在文革中,又把这种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说成是所谓“走资派”的“罪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因而把人送到乡下去成了对城市人的威胁手段。对人民的剥夺从来没有达到这样彻底的程度。

和红色高棉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中国的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有五年不曾招生。恢复招生后,招生章程上只要求初中毕业就可上大学,这等于是取消了高中。1969年8月9月,在“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下,全国一大批大学被迫在两三个星期内迁出城市。他们的“理由”是要打仗了,和红色高棉撤空金边居民的欺骗手段一样。一位物理老师悲愤地说,实验室仪器包装时填充用的稻草没有晾干,搬到外地后打开木箱,仪器都受潮生了锈,不能再用。北京的大学中,中央级的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了。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了军队的家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是一名从军队来的“王副政委”。“校长”的职务名称是文革后才恢复的。

文革有几项“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也就是说,大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人被送去了农村。从时间段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有12年的城市初中毕业生被大部分送去了农村,这些人口的比例就在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之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不仅全部下乡,而且都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初中毕业就可走人),削弱了城市(年轻人还未长到十八岁就被排除出去了),削弱了家庭(儿女被送到远离父母的地方,而家庭被看作私有制的基础)。有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借口。

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到“货币”。

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但不是原创性的文革理论提出者。他只是所谓“笔杆子”而已。在文革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在1975年的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现在这种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疗的方法。世界的医生们仍然在为治疗这一疾病而努力。据说毛泽东至死也没有知道他的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知道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1976年9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61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 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度和与私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实行建立一种新型的理想社会,而实际上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是残酷的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是唯一的,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重要的,对他的赞美也是需要警惕的。

4. 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

近年来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张春桥被“妖魔化”了。

真是这样吗?

“妖魔化”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形容某个坏人,说他/她像妖魔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因为人不是妖魔,所以说某个人像妖魔,会被认为带有夸张而受到批评。

张春桥的罪恶被夸张了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相比,比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还少十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的罪恶,怎么可能是被夸张了的呢?只可能是被缩小被减弱了。

“妖魔化”的另一个意思可能是,当我们解释不了某人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个妖魔,他/她没有我们正常人共有的人性,像是妖魔。

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中文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 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

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不但徐景贤的书是这样,而且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受难者的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悔罪心。他们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吗? 他们是“妖魔”吗?

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表现麦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是否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会嘲笑麦克白和诸葛亮软弱可笑?他们才不会那样做呢。

如果我们用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也就是“妖魔”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做了残忍的事情为什么残害他人,其实很可能成为对他们的一种辩护。但是,事实让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妖魔化”不能做成。

《文革受难者》中有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文革中的“自杀”上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才自我了断,而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

周全1968年时还年纪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见照片)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

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

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 (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翻译在中国,周瘦鹃是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我原来不知道这一点,但我记得,文革中完全没有娱乐性的书看,是我的父母凭着记忆讲给我和两个妹妹听了那些有趣的侦探故事,也让我们懂得逻辑推理和幽默感。文革时代食品匮乏,精神生活也一样。这两方面的匮乏,文革后生长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

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不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了吗?(这里只是举了周瘦鹃一个例子。)当然不会。由此看来,张春桥不是特别的妖魔,他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的被指定被迫害的过程中,文革领导者是不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的,甚至不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有人还以此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野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当然是一种无道理的辩护。但是在这种群体性的迫害中,还有一些是针对施害者认识的人的。这种迫害特别体现了施害者在个人道德上的恶劣和败坏。

细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另一方面,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了林肯的这段话。我相信这段话。当然,破除谎言需要我们的努力。
—— 原载: 熊窝博客
据纵览中国网站刊登的文本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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